　公元前1046年2月22日甲子節，商都城外原野某地，旌旗飄揚，黃沙滾滾。兩軍交戰，互相廝殺。突然，其中一支軍隊前面的士兵叛變回去了。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，這支軍隊非常混亂。不到一天，全軍覆沒。　　

　　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牧野戰役。勝利者是周武王的軍隊，失敗者是商紂王。這一天，他絕望了，在高鹿臺自焚。一個繁榮了600年的帝國就這樣滅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王朝——周。　　

　　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似乎就發生在一瞬間。一切真的那么簡單嗎？人背對自己是一種自發的行為嗎？商朝的滅亡，真的只是因為紂王以女人為榮，腐朽暴虐。她活該嗎？周君贏了，是王武以德服人，這是天意嗎？　　

　　大家都認可的事實，偏偏不一定是真相。 　　

　　唐葉楓，歷史作家，多年文史類節目編導，基于大量先秦時期商周金文、簡牘等最新考古資料，創作了《簡說西周史》，逐步展現了一些重要史實較為可信的方面，串聯起一個更加真實、系統的西周。　　

　　在參考該書的基礎上，本文將重點討論歷史上關于紂王的一些可能的錯誤，以及王武贏得戰爭的關鍵原因。綜合起來，這兩個方面恰恰是奠定西周基礎的歷史。　　

一、紂王真的只是一個昏君嗎

　　:偏袒妲己，殺害叔父，傷害忠臣，這一長串的事跡讓我們在腦海中給紂王貼上了放蕩殘暴的標簽。　　

　　這樣的君主亡國，順應民心。　　

　　然而，這就是全部的真相嗎？　　

　　看過一些相關書籍的人應該記得，所有故事的開頭都有一個觀點。當紂王十幾歲時，他非常聰明，口才好，勇敢。嗯，一個人的勇敢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。為什么一個人的智力會分分鐘消失？況且，一個人的聰明才智和他對快樂的渴望似乎并不沖突。既然智商還在，那他真的是為了享樂而不顧國家嗎？那他享樂的基礎在哪里？　　

　　商朝文字與記錄的不全面，勝利者的丑化，后世的揣想，片面地定義了紂王這個形象。 　　

　　紂王是一個暴君，但他不是一個不想進步的壞國王。這里有一些例子來說明這一點。　　

　　繼位之初封“三公”。 　　

　　《史記》記載紂王繼位之初，進行了一次重要的人事調整，任命周侯姬昌、歸侯、鄂侯為“三公”。雖然這是紂王的臨時任命，沒有明確的責任和分工，但它傳達了一個信息：我在紂王很看重你，所以我請你做我。　　

　　在傳統史書中，這三個人都是圣賢。紂王此舉并不一定意味著用他們的名字作為圣賢。當時周在西商，北有鬼國，南有湖北。紂王封三公，顯然是為了保住三通門戶：我這么尊重你，你敢鬧事？　　

　　當然，戰勝三國還有一個主要原因。此刻，東方一片混亂。　　

　　征討東夷二十年。 　　

　　東夷是古代文獻中商朝東方部落的總稱。紂王征服東夷，一方面是因為東夷不聽話，三百年來屢違商業環境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東夷擁有3354鹽這種重要的戰略物資。20世紀50年代，山東東營、濰坊等地發現大量商代鹽灶，就是有力的證據。　　

　　商代甲骨文記載最完整的東征時間是9-10年。他用了200多天才親自入侵東夷。經過50多個重要地方，與東夷人激戰一個多月，活捉了他們的君主，然后靠打獵建立軍隊。戰爭的規模是巨大的。　　

　　征服紂王東夷的戰爭一直在進行。唐葉楓在《簡說西周史》年提到了二十年，最后把山東的濟南、泗水、滕州一帶的土地推到了山東的渭河、沂河一帶，這一點有商代晚期的商文化遺址可以證明。但戰爭始終是殺敵一千，自損八百，連年征戰，國力盡失。所以《左傳》發出了“紂克東夷，而隕其身”的論斷，意思是說，商朝的內耗，為日后的滅亡埋下了隱患。.不得不充分發揮其暴君的特長，加速對地頭蛇的盤剝，這加深了王朝內部以及與各王侯的矛盾　　

　　東征時，紂王發現了一個很不好的情況，就是周國日益強大，成為心腹大患，于是做了一件看起來很不可思議的事情：把周后姬昌軟禁起來，7年后釋放。　　

　　紂王為什么軟禁和釋放姬昌？ 　　

　　其實，紂王軟禁和釋放嵇昶是有自己的考慮的。　　

　　在姬昌入獄之前，同為“三公”的鬼侯、湖北侯已經被殺。他們之所以不殺他，是因為周的勢力比其他兩個國家強大，周若造反會導致西方一系列的混亂。此時商朝主力被牽制在東夷，無法伐周。　　

　　既然如此，為什么姬昌后來被釋放了？包括《史記》，史書一直記載著周人貢獻眾多美女和珍寶的原因。既然這么簡單，為什么周人早就去了呢？　　

　　20世紀90年代，一批從海外歸來的戰國楚竹書(因收藏于上海博物館而得名“尚波竹簡”)，其中一篇《古文《容成氏》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理由。文章稱，紂王的暴政使九國(不一定是實數)對商賈造反，而當時商賈與東夷的戰爭還在繼續，商朝硝煙彌漫，國內外都是被迫如此。　　

王將姬昌釋放，讓他去平叛，而姬昌也是求之不得，立馬大表忠心。恰好此時周人來進貢，紂王正好借坡下驢，放了姬昌。

與《容成氏》結合，《史記》在“紂王得寶放姬昌”的后面，說紂王封周候為“西伯”（西方諸候之長），并賜給他象征征殺大權的弓、矢、斧、鉞，也就合情合理了。

通過以上三件事情，我們不難看出，紂王并非昏庸無能，于人事，于興武，他都有自己的打算。當然，他也絕不是一個好君主。

紂王也許沒有想到，歸國后的姬昌，再也不會乖乖等待下一次的噩運了。從此以后，韜光養晦，招賢納士，全面布局，他干了一個有腦子的人都會干的事情。

歷史的每一步都精確無比，絕無偶然。一切，都在指向一個必然的結局。

二、武王伐商為什么能一舉成功

牧野之戰的勝利，是標志武王克紂成功的直接歷史事件，但它卻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，在它前面，有著長長的鋪墊，遠點說，有周國歷代主君的勵精圖治，近處看，就少不了武王他爹文王的全面布局，及武王自身的謀劃。

原因之一：文王的戰略布局

文王就是姬昌，這里有必要先交代一下這稱呼變化的原因。姬昌被紂王釋放回國不久，就因為某種原因占卜得到瑞兆，于是受“天命”稱王，升級為文王，據《帝王世紀》和《古本竹書紀年》記載，文王受命元年是姬昌42年，相當于紂王16年。當然，這事是在國內悄咪咪進行的，在外，文王仍是紂王忠心不二的臣子。

稱王之后，文王就開始進行紂王安排的平叛工作了，《容成氏》記載的九國名單如下：密須、黎、鄂、崇、鹿、郍、豐、鎬、石。而《史記》記載，文王受命后，征討的第一個國家是犬戎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出土的“文王玉環”，則證實文王還聯合唐國滅了賈國，時間大約在伐黎之前。

這些國家，一部分當然是真正叛商的國家，但它們的共同特征，卻是都占據著周進攻商的交通要道！來看看幾個重要國家的地理位置就知道了。

密須國。位于周的北面，歷來是西方戎族進入關中的交通要道。

黎國。與商朝都城安陽隔著太行山相望，航空距離僅一百公里，是太行八陘中的第四陘，滏口陘的西入口。說到這里，我們得先解釋一下太行八陘。太行山縱貫河北，河南和山西之間，是華北平原和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線，其深處有八個地勢險要、崎嶇難行的峽谷，可以溝通河北平原與山西高原。這就是太行八陘，自古以來是我國軍事要塞。從黎國以北通過滏口穿過太行山，就離安陽不到三十多公里了，可以說，黎國就是商都的西大門。

鄂國。位于黃河以北，據殷墟卜辭所說，它是商朝重要的糧食產地和田獵區，西面有太行八陘的第一陘軹關陘，北面有第二陘太行陘，歷來是河南進入山西的交通要道。商代討伐山西一帶的方國，基本上是從鄂國出發。

崇、鹿、郍。攻克了這三個國家，周人就控制了黃河南岸地區。

總之，這些國家都是周國進攻商朝的障礙，可見，文王打著為紂王平叛的旗號，實際上卻在削弱商朝的勢力，為以后滅商掃清道路。

武王伐紂時的八個盟國，也是文王時期建立的，漢代經學大師鄭玄在《詩譜》中說的：“文王之道，被于南國”，可以作為佐證。八國中至少有一半的國家，位于今天的湖北地區，可見當時周國影響力的深遠。

至此，周國從北、西、南三面，形成了對商都安陽的戰略大包圍。

原因之二：武王的厚黑之術。

雖然文王在事實上，已經奠定了周滅商的基礎，但具體負責操盤的武王，如果沒有相當的謀略，文王的夢想大概也只能成為泡影。文王在完成全面布局后，就撒手西去，繼位后的武王，對文王留下的體制和人事，幾乎沒有做任何變動，自然也繼承了文王的遺愿，致力于伐商的準備。

對內，武王選賢舉能，規范法度，獎勵農工，發展經濟，提升武備，打造的是和紂王完全不同的人設形象：以德服人。這點我們就不具體說了。

對外，我們的仁君武王，用的可就是厚黑術了。在弟弟周公旦、重臣姜子牙、召公奭等人的幫助下，他在商朝實施了不少“搗亂”。《逸周書豐保解》記敘了一些具體的手段：給紂王和他的寵臣送美女珍寶，讓他們沉迷享樂不思進取；派能工巧匠給紂王修宮殿，制造奇巧之物，消耗商朝的國力；制造流言蜚語，讓商朝人心惶惶；陷害忠良，幫助奸佞升官；挑動商朝和其他諸侯國的戰爭；挑撥君臣關系等等。《韓非子》和《呂氏春秋》也有類似的記載。

其中最重要的一環，是在商朝培植了內奸，成為牧野之戰取勝的關鍵因素。

這內奸，分別是紂王的庶兄微子啟，重臣膠鬲。公元前1047年，紂王殺了叔叔比干，趕走貴族箕子后，逐步清除異己，實施中央集權，同時準備抽回東夷的兵力，全力討伐正在日益壯大的周國。可惜，紂王的計劃還沒有成功實施，武王就已經得到了消息，先一步開始了伐商的征程。